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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屈斯纳赫特，一九三四年（第12页）

迄今为止，他都将自己视为一个例外，因此他不曾想过加入反对派。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害怕。卡提娅理解这点，但埃丽卡、克劳斯、海因里希不理解。他们不理解怯懦。对他们而言，只有透彻。但托马斯认为，这个时代的透彻只属于少数勇士。对其余人而言，这个时代唯有混乱。而他归属于“其余人”的方式，如今并不让他感到自豪。他想要以有原则的形象立足于世，但他觉得这个形象其实是软弱的。克劳斯拍来的电报给埃丽卡点燃的火上又浇了把油，托马斯独自去湖边散步。等埃丽卡写信后再行动，正是克劳斯的一贯做法！他差点想写信给他俩，说既然他们如此精明，不妨把自从一家人流亡以来，他们从他那里得到的钱都加起来算算。

但最令他更生气的是，他知道埃丽卡和克劳斯是对的。

他每天都在写基于《旧约》中的约瑟故事的长篇小说的第二部。即便好战者的声音在德国日渐喧嚣，他仍然觉得这样的书会有读者。然而一旦他开口反对政体，他就会失去德国读者。他已经写下的那些字将会死在纸页上，只能仰仗翻译。而且他将会永远留在纳粹的黑名单上，卡提娅的父母也会进一步遭受逼迫。但当他朝家走去时，他告诉自己，其他作家都曾面对此事，还有很多人也是如此。

他忠于他的出版商，他想保住他的德国读者。他闪烁其词，拖延应对。他曾试图不去想自己该怎么做。他不敢面对他已经失去了德国的现实。他一旦发声，将别无选择。

他当然要批判希特勒！但在女儿的勒令之下，在众目睽睽下这么做，他觉得颜面扫地。只要埃丽卡能不作声，他就会行动起来。

卡提娅写信给埃丽卡，对她的语气表示伤心。她强调说，埃丽卡给父亲写这样的信，让他俩都很难过，她很注意没有与托马斯拉开距离。托马斯则在数日后写了一封温和的信安抚埃丽卡，说他可以发声的那天即将到来。

这两封信却让埃丽卡愈加恼怒。

几天后的早晨，他从书房窗口看到卡提娅在门口车道上收到邮件。他看着她拆开一封信，读着读着皱起了眉，他就知道是埃丽卡的信。他奇怪卡提娅没有立刻来他书房把信给他。午餐时，他们聊着当天的各种事，唯独没有提到埃丽卡。直到后来他找到卡提娅，问她要不要陪他去散步，她才把这封满纸尖酸刻薄的信交给他，但一起交给他的还有她自己用老式手写字体起草的一份宣言，抨击纳粹的宣言，这是让他拿去发表的。

“你们都要跟我作对了吗？”他问。

“这事不急，”她说，“我这只是一份提纲。我相信你自己能写得更好。这里写的你都想过了。”

“埃丽卡要为我做决定吗？”他问。

“不，决定是我做的。”她说。

“你同意她信里的意见？”

“我对她的信没有兴趣。今天早晨我扫了一眼。我已经忘了信里写了什么。”

数日后，他的宣言在《新苏黎世报》上发表，面面俱到地批判了政体，但缺乏真正的尖锐。他写的时候，卡提娅站在一旁看着。

起初，他的宣言几乎无人注意。他收到了海因里希一封短信，热烈祝贺他站对了位置，但其他人都没来联系，他也没有收到来自政体的任何威胁。他猜测，纳粹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此信唯一的实际后果是，伯恩大学撤销了他的荣誉博士学位。

他在这件事上思考得越充分，就越想写一封更长、更有激情的，能被全世界报纸转载的信。如果埃丽卡能发怒，那么他会让她见识何为真正的愤怒。如果她能说，他更能口若悬河。他没把这番打算告诉卡提娅。他要一个人做。

读者经常抱怨他的句子太长，格调太高。他决定这次的文风要更为高蹈。他要用他掌握的所有体系对纳粹发言。他要用纳粹出现之前的作家曾使用的语气，居高临下地站在德语的地位上对他们发言。他要把大量的从句和嵌套从句掷向那些相信自由与进步的人士恐惧和厌恶的人。他会提出一个仿佛他有权得到回答的问题：所谓的领袖如何在短短四年内，把德国降格成了一个无法被准确描述的国家。他会提出一个仿佛无人能够回答的问题：一个习惯于对文字负责的作家，该如何在这个毁灭灵魂的政权危及整个大陆时保持缄默。

他知道此信将会在巴黎、伦敦和华盛顿被阅读，因此他会强调这一点，镇压、消灭一切反对势力的唯一原因，就是要让德国人备战。

他动笔时心里很清楚，此事做得太迟了，而这番如此高傲、自信的语气，像是来自一支已经写了许多批判希特勒的檄文的笔。托马斯意识到，从沉默到发言，他转变得太快，可当写下这些句子时，他找到了自信，他把文章再读一遍，感到心头一松。他本该在希特勒上台那天晚上就写的。